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簽訂后，轟轟烈烈的臺灣少數民族抗日武裝斗爭拉開序幕。自1895年日本割占臺灣至1915年噍吧哖起義失敗，臺灣少數民族舉行或參加抗日武裝斗爭十余次，殺死殺傷日寇上百人，其中直接受辛亥革命影響而爆發的有北埔起義、大安溪抗擊日警、苗栗起義、噍吧哖起義等。這些武裝斗爭從客觀上反映出臺灣少數民族對日本殖民者的痛恨和對回歸祖國的迫切愿望，同時也加速了辛亥革命后臺灣抗日武裝斗爭新高潮的到來。 一、侵臺初期日本殖民者對臺灣少數民族的殘暴統治 臺灣少數民族分布的面積約為全島的半，擁有非常豐富的森林礦產資源。早在1874年日本殖民者就組織進犯牡丹社意在染指臺灣，但登陸后便遭到平埔人的有力抵抗，最終在臺灣各族人民的共同抗擊下鎩羽而歸。1895年日本殖民者侵占臺灣后，實行“番政”，從軍事、政治、經濟、教育各個方面加緊控制、奴役人民，給臺灣少數民族群眾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傷痛。 （一）推行“隘勇線”和警察制度，進行極端殖民統治 為了有效地對臺灣少數民族地區進行侵略、統治和開發，日本殖民者在許多部落住區的外圍設置“隘勇線”，不許原住居民隨意活動，更不許與漢人接觸，實施將平地漢人與山地少數民族相隔離的政策，以便能以經濟封鎖迫使少數民族屈服，同時防范臺灣人民聯合抗日。隘勇線由隘路和隘寮組成，隘勇則是征募臺胞和平埔人壯丁充任，借以實行其“以華制華”的毒計。1900年底，官辦隘勇數已達1593名，而全島隘寮最多時更是達1898所，隘勇線長達400多公里。隘勇線的推行極大的限制了少數民族的活動自由，阻礙了漢族居民和少數民族之間的生產生活交流，對少數民族的社會發展起到了極大地遏制作用。日本殖民者還把警察統治制度移用于山區并加以強化，警察集軍事、政治、經濟、教育的大權于一身，可以不依據法律規定對少數民族任意拘捕、拷打、判刑、處死，成為統治地區的“土皇帝”。在宜蘭等地，警察廳更是頒布了“若有殺得番人頭目者，給賞100元，殺死番丁者，給賞50元”這樣鼓勵臺灣人殺害臺灣少數民族的規定。廣大臺灣少數民族備受種種無理的欺壓和凌辱而無法生存下去，在少數民族歷次抗日武裝斗爭中，警察廳署都成為首要的攻擊目標也證明了少數民族對日警痛恨之深。 （二）侵占少數民族生產生活資料，限制農副業生產和貿易 為攫取更多的經濟利益，日本殖民者從法律上否定了臺灣少數民族對居住地及部落土地的所有權，少數民族原有的耕地、林地和獵場大部分被日本殖民者以“林野清查”和強制爭購的手段侵占掠奪。在非法掠奪少數民族生產資料的同時，日本殖民者強制迫使少數民族遷入指定的新移民區，許多失去生產資料的少數民族不得不以出賣勞動力為生，獲得的工作報酬卻處于極低的水平。日本殖民者通過獲得大量廉價勞動力而加快了經濟掠奪式開發和資本積累。此外，少數民族還要擔負繁重的“義務勞役”，無償地替日本殖民者修筑道路、官署、學校、宿舍等公共設施，進一步限制了少數民族自身經濟的發展。同時，少數民族生產的農副產品也被嚴格的管控，不得自由出售，由日本專設的“交易所”進行統一買賣，日本統治者從低買高賣中賺取巨額的差價。礦藏、林木樟腦等被日本統治者源源不斷地運走，而少數民族自己卻得不到絲毫的利益，種種剝削政使下少數民族赤貧如洗，但還要繳納諸如土地稅、人口稅、家畜稅等苛重的捐稅，交不起稅就要被關押或罰做苦工。可以看到，日本殖民者為了獲得大量的經濟利益，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根本不顧少數民族實際的生產生活需要，對少數民族實行的是徹底的經濟殖民和剝削。 （三）制定武力“討番計劃”，強制實行奴化教育 在反割臺大規模武裝游擊戰爭被日本侵略者鎮壓后，日本即開始對少數民族地區采取軍事行動，組織隘勇線前進隊，迅速擴展隘勇線，遭到少數民族的激烈抗爭，日寇傷亡慘重。為扭轉危局，時任日本臺灣總督佐久間佐馬太拋出“五年討番計劃”，以“懷柔”與“威壓”相結合，即對“北番”以“威壓”為主，“懷柔”為輔；對“南番”以“懷柔”為主，“威壓”為輔，以求達到分化、利用和征服少數民族的目的。日本殖民者此種政策的出臺，起到了將臺灣少數民族各個擊破、分而治之的效果，使得抗日武裝斗爭不能有效地相互呼應，便于日本殖民者集中力量各個擊破。盡管“討番計劃”最終以失敗告終，但卻使臺灣少數民族的抗日斗爭不具有全局性和連貫性，無法從根本上動搖日本在臺殖民統治的根基。為配合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有效統治，日本侵略者要求少數民族兒童進入其所設的“公學校”或“日語教育所”接受奴化教育，企圖培養“效忠”日本天皇的“忠臣良民”，但日本殖民者發展教育的目的并不在于發展少數民族的整體文化素質，而是以強化日本大和精神的灌輸和培養可供其利用的特定的人力資源為主。這種愚民政策是注定不會被少數民族所接受的，少數民族一直想盡辦法避免進入日本殖民者所設的種種“教育所”。據資料顯示，在噍吧哖起義失敗的1915年，臺灣少數民族在43個“教育所”受初等教育的人數為1260人，畢業僅66人，平均每個“教育所”畢業1人。 二、臺灣少數民族積極參加辛亥革命影響下的抗日武裝斗爭 辛亥革命使“三民主義”的思想逐步在臺灣傳播。1912年1月孫中山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在南京招待中外記者發表談話時明確表示:“中國如不能收復臺灣，即無法立于大地之上。”受祖國辛亥革命的鼓勵，包括臺灣少數民族在內的臺灣同胞激發出強烈的抗日反殖斗爭的斗志。在辛亥革命勝利的稍前和以后，島內先后爆發了12次抗日武裝起義，至少有9次（一說10次）是在辛亥革命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下發動起來的。其中，臺灣少數民族直接參加了1907年蔡清琳領導的北埔起義、1913年羅福星領導的苗栗起義、1915年余清芳等領導的噍吧哖起義等影響和規模較大的抗日武裝起義。 （一）積極響應革命者“驅逐日寇、收復臺灣”的號召 在辛亥革命影響下的抗日武裝斗爭高潮中，抗日斗爭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斗爭都以“驅逐日寇、收復臺灣”為目標。北埔起義是漢族和少數民族人民聯合的起義，起義者豎起“安民”和“聯合復興中華”的旗號，宣傳大陸兵馬來援，號召人民共起抗日；在同盟會員羅福星直接領導發動的苗栗起義中，明確提出了“驅逐日人、光復臺灣”的口號；在辛亥革命時期臺灣參加人數最多、規模最大、斗爭最激烈的噍吧哖起義中，起義者呼吁民眾參加起義組織，驅逐日本侵略者。這幾次起義中明確的抗日斗爭目標與受日本殖民者殘暴統治的臺灣少數民族的訴求相一致，得到了臺灣少數民族的積極響應。在北埔起義中，少數民族民眾直接在蔡清琳的領導下與日警進行戰斗；苗栗起義中，起義領導者羅福星四處奔走發動民眾，策動臺中張火爐、臺南李阿齊分別到大湖、大目降少數民族同胞住區宣傳抗日準備起義，得到當地民眾的積極響應；噍吧哖起義中起義者宣傳大陸軍隊不日將到臺“與日本人大戰”，得知此消息的六龜里一帶少數民族各社抗日活動因而空前活躍。 臺灣少數民族作為抗日武裝斗爭參加者的重要組成部分，積極響應革命者的起義號召，接受抗日革命思想，自覺受起義領導者的組織和指揮，加速了武裝起義準備工作的完成，有力的推動了辛亥革命時期抗日武裝斗爭革命高潮的到來。 （二）繼承反侵略斗爭優良傳統，直接參與抗日武裝斗爭 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重要一員，臺灣少數民族具有優良的反侵略斗爭的革命傳統。早在荷蘭殖民時期，臺灣少數民族就開始了為爭取自由而進行的反侵略戰爭，中英、中法戰爭中，在清政府抵抗不利的情況下，臺灣軍民團結致抗擊侵略者取得連戰連捷，顯示出頑強的革命意志和斗爭精神。 辛亥革命前后，革命思想在臺灣廣為傳播，臺灣少數民族也在革命的號召下與臺灣革命志士攜手，發動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武裝起義。1907年北埔起義，大隘社少數民族人民在蔡清琳的親自領導下襲擊鵝公髻日警分遣所和大坪警察住所，殺死日警多人。隨后攻入日警北埔支廳，盡殺支廳長以下警察、官吏等57人，重傷6人，北埔日人只有2人逃脫。苗栗起義中，李阿齊在臺南大目降支廳、關帝廟支廳廣聚少數民族同胞及革命志士準備起義，因遭日本殖民當局察覺而被破壞。在1915年的噍吧哖起義中，起義者宣稱祖國大陸的軍隊會進攻臺灣，臺灣少數民族踴躍加入起義隊伍，在北寮莊山、甲仙埔、后堀仔山等地與日軍激烈交火，后因缺乏武器彈藥和作戰經驗被日寇分化誘降，起義慘遭失敗。由于日本侵略者之前開展了大規模收繳少數民族槍支彈藥的全島性行動，臺灣少數民族在只有弓箭、長矛、少量獵槍的條件下在始終在武裝起義的第一線與日寇展開殊死搏斗，顯示出驅逐日寇、回歸祖國的強烈愿望。 （三）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在抗日武裝斗爭中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 在辛亥革命風暴的影響下，臺灣抗日武裝斗爭此起彼伏，盡管起義最終都以失敗而告終，同時還面臨日本統治者的血腥報復，但是勇敢的臺灣少數民族仍以英勇獻身的革命精神，前赴后繼的投入到抗日武裝斗爭中，顯示出其堅定地革命性。據不完全統計，在日據時期臺灣少數民族各族群眾共發動參與70多次抗日武裝斗爭，作為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重要力量之臺灣少數民族時刻都沒有放棄反抗殖民、爭取自由的權利，與日本侵略者進行了激烈的斗爭。 北埔起義失敗后，起義領導人蔡清琳逃至大隘社少數民族頭目家中隱蔽，后被日本統治者殺害，暴動群眾81人被日軍殺害；苗栗起義中，羅福星等人組織起義隊伍，進行軍事編制，約定聯絡暗號，參加者達1500多人，后因其行動被日警察覺，起義未發生即遭破壞，革命志士被大肆抓捕，被捕者近千人，其中261人被起訴，羅福星等6人被判死刑；噍吧哖起義的戰斗極為壯烈，總計雙方死傷在1萬人以上，起義失敗后，日本侵略者又對曾支持起義的各莊民眾進行了慘絕人寰的集體屠殺，據后人粗略統計，整個噍吧哖起義中犧牲死難的臺灣人約3萬人之多。面對殘暴的日本侵略者、嚴峻的革命形勢以及彈藥匱乏等不利的客觀條件，臺灣少數民族并沒有被次次的失敗和屠殺而嚇倒，并沒有放棄對日本侵略者的反抗、也沒有改變“驅逐日寇、收復臺灣”的決心，始終積極投身抗日武裝斗爭，為恢復國家主權、實現民族獨立而英勇奮斗。盡管在武裝起義中臺灣少數民族死傷慘烈，但反侵略斗爭的革命之火依然熊熊燃燒、代代相傳。 三、辛亥革命影響下臺灣少數民族抗日武裝斗爭的歷史意義 在辛亥革命稍前和之后，受革命思想的影響，臺灣少數民族與臺灣革命志士一起為“驅逐日本、恢復臺灣”的目標而奮斗。因而，參與辛亥革命影響下的抗日武裝起義既是少數民族抗日斗爭的繼續又有區別于之前反壓迫的武裝斗爭。辛亥革命前后臺灣少數民族參與的抗日武裝斗爭，是繼反割臺武裝游擊戰爭之后臺灣少數民族抗日斗爭的新起點，在整個臺灣少數民族抗日斗爭的過程中，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一）通過參加抗日武裝斗爭，臺灣少數民族深刻體會到其命運與祖國命運息息相關，更加堅定其實現祖國統一的決心 臺灣自古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臺灣少數民族自古就是中華民族大家庭里的重要成員。臺灣少數民族作為世居臺灣的土著民族，勇悍善斗，敢于為獨立和自由抗爭到底。早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和中法戰爭時，盡管臺灣人民的抗戰連戰連捷，但在祖國大陸清政府卻連戰不利，最終依然是與列強簽訂種種不平等條約。這使得少數民族同胞深刻的認識到祖國的強大是臺灣各民族同胞興旺繁盛的根本保障，但在腐朽清政府的封建統治下，各族同胞報國無門，救島無路。辛亥革命在祖國大陸不斷的發展并最終推翻了清政府的封建統治，給臺灣各族同胞的革命斗志以極大地鼓舞，加之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辛亥革命領導人十分重視臺灣的革命工作，使臺灣少數民族看到了重新獲得獨立和自由的希望，更加堅定了他們回歸祖國懷抱，實現祖國統一的決心。正是有了海峽兩岸是一個共同體的認識，臺灣少數民族才會積極踴躍的投身革命。 （二）通過參加抗日武裝斗爭，少數民族與漢族、臺灣同胞與大陸同胞相互間的聯系不斷強化，有利于近代愛國主義在臺灣的形成 我國近代愛國主義的形成，大致在辛亥革命前后，其中孫中山先生創立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是近代愛國主義的典型代表。民族主義對內要求“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但并不是狹隘的排滿，而是主張民族平等，共同享有民權；對外主張建立獨立主權和統一的中華民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平等往來，不再處于屈辱的地位。臺灣少數民族參加抗日武裝起義正是踐行孫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主義的代表。自荷蘭殖民者侵臺，尤其是甲午戰爭后清政府割讓臺灣，加之日本侵略者以種種手段加強對少數民族的思想奴化，使臺灣少數民族的中華民族意識在某種程度上被削弱。辛亥革命爆發前后，臺灣少數民族受革命思想的影響，積極參加抗日武裝起義，強化了其對中華民族意識的認同。通過參加革命志士發動的抗日武裝起義，臺灣少數民族和漢族人民放下往日的隔閡和矛盾，在民族大義面前并肩作戰，增進了漢民族和臺灣少數民族之間的交流、合作與互信，為抗日斗爭的深入開展奠定了良好的民族基礎。同時大陸人民也積極支持、參加了臺灣同胞的抗日武裝斗爭，更加密切了兩岸人民的聯系，在為爭取民族獨立的抗爭中兩岸同胞始終同舟共濟，不離不棄。 （三）通過參加抗日武裝斗爭，有助于調整臺灣少數民族抗日斗爭的發展方向 臺灣少數民族積極參加抗日武裝起義極大的鼓舞了各地區少數民族的抗日武裝斗爭。自1909年開始，盡管日本殖民者集中軍事力量加強對少數民族的威壓分化，但是在各地民眾的不屈抗爭下，“五年討番計劃”不論在所謂討伐“北番”方面，還是在收繳“南番”武器方面，都沒有達到預期目的，反使日本殖民者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不得不以失敗而告終。與此同時，臺灣少數民族的抗日斗爭也激起了日本殖民者對少數民族的更加血腥、更加殘暴的鎮壓和報復。僅在噍吧哖起義失敗后，日本殖民者就逮捕起義者1400多人，有866人被判處死刑。此外日本殖民者還把噍吧哖附近村莊的3200余居民視為叛徒，居民“經臨時檢察局簡單訊問后，以臺人一百為一次屠殺集團，依次屠殺，除婦女外，男子不分少壯老幼，皆就縛俯臥。……由特選精壯之日兵約三十人手持鋒銳長刀，肆情揮舞，競相斬殺。”在數以萬計同胞慘遭日軍屠戮的事實面前，臺灣少數民族痛感用暴力的方式在體制外難以推翻日本的殖民統治，隨著1910年代中期在島內開始的非暴力政治抵抗的民族運動的深入，臺灣少數民族的抗日斗爭也從單一的武裝反抗向多方面發展。 （四）臺灣少數民族反擊日本侵略與殖民統治斗爭，其光輝將照耀中華民族統一大業 臺灣少數民族在抗擊侵略者過程中形成的優良反侵略革命傳統，是臺灣少數民族反殖斗爭智慧的結晶，也是臺灣同胞為實現祖國統一、維護中華民族共同利益做出的巨大犧牲最好的經驗總結。辛亥革命影響下的抗日武裝斗爭，是少數民族同胞在中華民族為爭取民族獨立的抗爭中寫下的濃墨重彩的一筆。回首過去的歲月，先烈們英勇獻身的革命精神值得我們敬佩和學習，同時我們應該更加珍惜現在來之不易的大好形勢，早日實現祖國統一，早日實現民族富強，使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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